前陣子在台灣上映的《名畫的控訴》，講述的是畫中主角艾蒂兒合法繼承人瑪麗亞・奧特曼如何跨海要求奧地利政府返還屬於她的名畫的故事。雖然劇情與真實事件略有出入，小蝦米對上大鯨魚的毅力與堅持，依舊令人感動，並成功喚醒了世人對於二次世界大戰文化掠奪的情形。其實，在葡萄酒的世界裡，也有不少關於二戰的故事。以法國來說，最悲慘的，大概可以說是香檳區所經歷的黑暗時期。

留名歷史的香檳惡人

從1940年六月22日法國向德國投降那天起，納粹德國便開始了為期五年的佔領，於法國主要產區設立名為「葡萄酒元首」（Weinführer）的職位，以確保德意志第三帝國獲得來自法國葡萄酒產區源源不絕的佳釀；而香檳區的葡萄酒元首，是一位出生於法國干邑區的歐圖・克里畢須（Otto Klaebisch）。

總是一身軍服的克里畢須，具有行家的味蕾與鑑賞能力，每當喝到不對勁的（假）香檳，也總能察覺事有蹊蹺，但他貪婪的程度，更是無與倫比。一本探討葡萄酒與戰爭的書中曾提及，克里畢須在一次偶然的情況看到凱歌香檳（Veuve Clicquot-Ponsardin）的城堡後，便下令要求當時的城堡擁有者Bertrand de Vogüé一家遷出，並據為己有。

除了這類鳩占鵲巢的行徑，克里畢須更樂得嚴格執行來自柏林的命令，要求香檳區所有業者與酒農每週需呈交上萬瓶香檳，因此開始了一連串釀酒人與葡萄酒元首的爭端與心理攻防戰。

極權下的法式外交

有一回，克里畢須怒氣沖沖地召喚了當初年僅20歲的法蘭斯・泰廷爵（François Taittinger），抱怨該酒莊刻意送來品質較差的香檳。克里畢須怒稱泰廷爵呈交的假香檳跟「發泡的洗碗水」沒兩樣，沒想到年輕的泰廷爵也不甘示弱，直接大罵第三帝國的走狗全都不懂香檳。這場爭吵讓他鋃鐺入獄，直到長兄說情，才終於讓克里畢須消氣放人。

相形之下，伯蘭爵香檳（Bollinger）傳奇女莊主莉莉・伯蘭爵女士（Lily Bollinger）的外交手段，則柔軟得多。當克里畢須造訪莊園時，伯蘭爵女士邀請他上座一個窄到他完全擠不進去的扶手椅，導致自視尊貴卻又拉不下臉承認自己下盤寬廣的葡萄酒元首，全程只能站著，無法坐下。自此之後，克里畢須再也沒去過伯蘭爵酒莊，而該扶手椅目前據說還保存於酒莊內。

如果要說有哪一位是最能夠與克里畢須抗衡的，莫過於羅伯－尚・德弗爵（Robert-Jean de Vogüé）伯爵了。當時負責管理酩悅香檳（Moët & Chandon）的他，是為全歐最有勢力的家族成員。他是克里畢須唯一一位敬畏三分的人物，也是當時各家香檳酒莊最仰賴的大家長。而他當初力呼香檳業者所促成的委員會，正是如今香檳行業委員會（CIVC）的前身。

花招百出只為求存

當時的香檳業者每週需繳交的「貢品」有時上看40～50萬瓶香檳，這讓酒農與香檳酒莊大嘆吃不消，畢竟，好的香檳多半來自於調配的重要性，沒有了多樣化的原酒，該拿什麼調配才好？

截至1941年春天，香檳區已瀕臨存亡之際。那時有許多酒莊已快要無法繼續供應第三帝國所要求的數量。保羅傑香檳（Pol Roger）因其1928年份香檳品質優異名傳四海，遭下令每月需提供龐大數量至柏林。當時管理酒莊的克里斯帝安・德比利（Christian de Billy）曾說：「我們得想盡辦法隱藏這款產量本來就不多的年份香檳。但酒太知名，德國人非要它不可，而克里畢須也知道我們有。」

因此，佔領時期的香檳業者，可以說是花招百出，除了常用各種理由延遲與推託，也會以品質不佳的軟木塞或老舊玻璃瓶填裝較初階的酒款充當香檳呈交，或是送貨到壓根不存在的目的地，還有些為納粹德國的軍隊們製作品質奇差的「特釀」香檳。另外常見的一招，是在瓶身貼上錯誤的酒標，或大費周章地於酒窖內製作假牆，隱藏稀有美釀，再將便宜的標成名貴的珍品。伯蘭爵香檳甚至直接將他們最傑出的年份香檳標上「毒藥」一詞。有沒有效？我也不確定。

紀念二次世界大戰落幕第70週年，2015年世界各地都推出了不少相關活動與作品。慶祝和平的當下，當然少不了香檳。這讓我想起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過的一句話：「各位先生們請切記，我們不只為法國而戰，更為香檳而奮鬥！」回首2015年法國恐攻事件不斷，這句話似乎言猶在耳，令人感嘆不已。無論戰爭或和平，好酒總是得來不易，下次開瓶時，除了享受誘人的香氣與晶瑩剔透的氣泡樂音，別忘了手中那杯珍貴的香檳。

＊原刊於【Wine & Taste 品迷網】